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National Sovereign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Wei-Min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letheia University, Taiwan
Chairman of Taiwan Religious Society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now familiar to us, bu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disagreements about its content. Globalization affects a wide range of levels, an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globalization has always been a subject of much attention.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discussions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tates wer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However, this article will rethink the ideology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more precis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nationalism", and how to create a partnership effect with nationalism, allowing the so-called "backward countries" to rise under deliberate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policies, and become the phenomenon of "de-globalization" in advanced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Globalization 4.0", thinking about how Taiwan should lay out its future global technology strategy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briefly discuss the meaning of "nation-state" and "sovereignty", and discuss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state sovereignty; secondly, it will bring 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echnological glob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Its main manifes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next, it will discuss 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hus becoming a means of a certain strategic intention of the nation-state. This article will use Taiwan's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how Taiwan, under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weak sovereign", has gained a place in the world with its "technological strategy", and briefly describes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National sovereignty,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4.0
科技民族主義衝擊下台灣國家主權發展之演變
蔡維民
台灣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台灣宗教學會理事長
摘要
「全球化」這個名詞為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所耳熟能詳,但是對於其內容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全球化影響的層面廣泛,而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國家主權與全球化的關係,向來就是個炙手可熱的主題。過去大部分是從「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向度切入探討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主權之影響;然而本文將從「科技」的角度──更準確來說是從「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角度,重新思考國家科技政策發展的意識型態,如何與民族主義產生共伴效應,讓曾經的所謂「落後國家」在有意的科技戰略政策下崛起,成為威脅「先進國家」的「逆全球化」現象,同時也透過對「全球化4.0」的討論,思考台灣應如何布局未來的全球科技戰略。本文將首先簡單討論「民族國家」與「主權」的意義,並討論全球化衝擊下對民族國家主權概念的影響;其次帶出「全球化」歷史進程, 特別聚焦於科技全球化與科技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及特點;接下來將探討發展中之國家如何以「科技民族主義」帶來新機遇,從而成為民族國家某種戰略意圖的手段。本文將以台灣經驗為例,說明台灣在「弱勢主權」的國際地位下,如何以「科技戰略」取得世界的一席之地,並簡述未來可能的發展。
關鍵字:國家主權、科技全球化、科技民族主義、全球化4.0
一、前言
當人類歷史邁入21世紀之際,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產生。發達的交通和通訊技術讓我們的生活全面全球化,特別是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使世界各地人們相互之間的溝通不斷增強和深化,高科技的普及和發展直接支配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全球化」這個名詞為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所耳熟能詳,但是對於其內容又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全球化影響的層面廣泛,而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國家主權與全球化的關係,向來就是個炙手可熱的主題。「全球化」不只是一個社會學名詞,它已成為一種思潮、一種價值觀、一種當代的生存模式。
「全球化」可簡單定義為世界的壓縮。而這種壓縮的概念是指增加社會文化的密度,並且加速擴展意識知覺。雖然我們好像最近才頻繁聽到全球化一詞,事實上它是一直長期發展的結果;而且我們聽到的全球化常常以經濟面向被理解,但它確實是一種多方面的進程。全球化的概念可以推溯到較早的歷史,[1]但全球的意識(如「地球村」)、全球化現象之物質性的展現,則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近二、三十年來,由於新科技的興起,出現了所謂資訊化社會、後工業化社會,更使全球化如火如荼。然而,無庸諱言,全球現代化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的西化現象。全球化的原初發展,原是西方列強的超地域界限互動,帶來政治和平,經濟利益,加上網際網路的發展,構成了時空的縮小,西方將這成果一步步推向全世界,希望全球各國各族走上同一條路。本質上是要求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成為全球共認的價值觀,希望第三世界與列強成為一體化的關係。
當前的全球化一般都認為是屬於「第三波全球化」[2],自從1990年「蘇聯─東歐」共產世界的解體,伴隨中國改革開放,1995年起「世界貿易組織(WTO)[3]」成為多邊貿易的協調者,其後網際網路勃發、數位科技日新月異,在在加速了全球化生產鏈的布建。以「美-中-台」為例,美國受惠於全球分工的價廉物美,享受了30年低通膨穩定成長的經濟榮景;中國受惠於「世界工廠」的關鍵角色,迅速茁壯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開始轉型為「世界市場」;台灣受惠於60-70年代專業文官(特別是孫運璿)的前瞻選擇,以台積電為首的科技供應鏈,創造了一個支點轉動地球的科技島國奇蹟。[4]
但是,由於科技資訊快速發展所形構的經濟一體化,也相當程度地改變了人類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對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部社會生活產生極大的衝擊。事實上全球化對政治價值、政治行為、政治結構、政治權力和政治過程的深刻影響,特別體現在它對基於國家主權之上的民族國家構成了嚴重的挑戰。經濟全球化也對居住於固定的民族國家領土範圍並效忠於國內政府的傳統公民觀和種族觀提出了挑戰。[5]
過去大部分是從 「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向度切入探討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主權之影響;然而本文將從「科技」的角度──更準確來說是從「科技民族主義」( Techno-nationalism)的角度,重新思考國家科技政策發展的意識型態,如何與民族主義產生共伴效應讓曾經的所謂「落後國家」在有意的科技戰略政策下崛起,成為威脅「先進國家」的「逆全球化」現象。
本文將首先簡單討論「民族國家」與「主權」的意義,並討論全球化衝擊下對民族國家主權概念的影響;其次帶出「全球化」歷史進程, 特別聚焦於科技全球化與科技民族主義的主要表現及特點;接下來將探討發展中之國家如何以「科技民族主義」帶來新機遇,從而成為民族國家某種戰略意圖的手段。本文將以台灣經驗為例,說明台灣在「弱勢主權」的國際地位下,如何以「科技戰略」取得世界的一席之地,並簡述未來可能的發展。
二、全球化下民族國家主權之削弱
一般提到國家主權概念,大概都會提到16 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讓·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在他的《國家六書(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中,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近代意義上的主權理論。布丹認為,國家區別於其他社會政治組織的根本標誌,就在於它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所謂主權,就是一種排他性的、不可分割讓度的、不受一般法律仲裁的絕對權利。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主權實體,但是國家主權屬於誰,由誰行使,是區分不同國體的標誌。而布丹認為君王是最佳主權者,由君王掌控主權,行使立法權。這樣他只需從國家安定的角度立法,而不必考慮民眾的認可。所以以君王的自由意志來立法,是主權的第一特性。
而民族國家指的是一個擁有國家主權的政治實體,對內能實現有效控制,對外具有相應的防御機制,擁有比較穩定的疆域,能夠為發展現代經濟提供基本的保障,其政權的合法性得到了全體人民的認同。一般都是認為在「威斯特發里亞和約」[6]之後正式出現。這些具有國家主權的「諸侯國」便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前身。一直到拿破崙的法蘭西帝國崩塌後,正是出現各自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該合約的基本條件是,以清楚的地理疆界來承認主權國家,並且認可政府擁有管轄其領士的專屬權力,我們可稱為「威斯特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民族國家建立在眾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領土、主權和人民。[7]直到現在,這樣的民族國家仍然是現實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一般人政治理解的基礎。
威斯特發里亞體系並非是嚴謹的主權國家模式:它運作時比較像是一項原則,而非實際的現實。而且它經常由於不公平的國際權力關係,或是控制與治理居民的國家機關萎縮,而遭到推翻。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就表示:
「違反威斯特發里亞模式,已經是國際環境最久以來的特徵,因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它們。統治者已經選擇或被迫接受其他的原則,包括人權、少數民族權利、民主、共產主義,以及財政責任。從來不曾出現威斯特發里亞國家的黃金時代。威斯特發里亞模式僅是一種參考的觀點,或是一項公約而已。」[8]
但是,不可阻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便指出:
「無論是支持全球化的人還是批評全球化的人都認為,各國的日益一體化導致了民族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獨立程度的降低或者國家主權的喪失。」[9]
大衛‧赫爾德 (David Held)認為全球化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深刻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分離。一、民族集體自決的觀念不再僅僅局限在民族國家的邊界內。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府都被限制在自由區域和全球範圍內的政治權力所形成的複雜網路中;三、國家進行統治的實際能力正在改變其形式;四、公共領域的培育和強化越來越要求協調的多邊行動,跨國問題的解決可能經常需要國內的重大調整;五、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國內政治問題和國外問題的區別日益模糊。[10]
一般而言,傳統政治活動局限於國界之內,但在全球化下,政治活動也發生根本性變化。一方面,由於很多公司和組織都有能力在各國範圍內進行策劃和組織活動,一些國家的政策,亦往往為國際組織所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國際活動增加,很多國際組織成為各國政府活動的平臺,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全球公民社會組織大量產生,並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得國際政治生活中的「無政府的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現實。我們可以發現,幾乎在政策的所有主要方面,處於區域和全球流動過程中,「國家主權」這個名詞,已經捲入了密集的跨國協調和規制之中。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與網際網路的開發,全球的地緣政治關係已有了改變,傳統上國家意義也受到了相當的挑戰。就筆者的認知,由於電子媒體的發展,使得文化的全球化早已在世界各個國家強力呈現,傳統民族國家的疆界在資訊科技的穿越滲透下,已失去原有的意義。科技的發展,使得國家在管制訊息、影像以及資本在其領土之內或跨界流動,並藉此控制經濟領域或意義的生產,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國家之所以存在,首先是由於國家的產生,然後是階段性經營公民對國家或集體的認同。到了1990年代之後,由於新科技與媒體合併出現的影響,國家無法再控制或限制跨國媒體公司擴展的勢力範圍,使得大部分政府失去控制媒體傳輸的能力。[11]影像、資訊和觀念跨越全球而流動,提供公民不同種類的認同形式,並且提供一個與當地政府對國內或全球事件的解釋截然不同的報導。現在,人們可以透過電子通訊領域選擇不同形式的認同,此威脅到國家維持其認同的能力,以及維繫公民對其正當性的相信與堅持。民族國家的領土要素與主權要素是緊密相連的,全球化既然對領土要素提出了挑戰,也必然對主權要素提出更明顯、更嚴重的挑戰。
三、科技全球化與科技殖民主義
就上述所言,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主權面臨著內部張力和外在壓力兩方面的影響,因而不得不打破國家邊界對於國家體系的約束,既接受來自外部的科技知識流動,也促成邊界內部的科技知識的跨國界流動,從而構成了聲勢浩大的科技全球化浪潮。在過去的幾十年,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他們已經把所謂的低端產業,也就是勞動密集、科技含量低的一些產業,移轉到了落後國家。發達國家將專注力發展更高科技產業,獲取最大利潤,而落後國家也獲得一些經濟發展的機會,一併解決就業問題。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將世界資源有效率優化配置的一種方式。[12]一般而言,科技全球化是在經濟全球化之下被討論。因此它體現於不同形式,包括「研發國際化」、「企業策略性技術聯盟」、「國際科技合作」等三方面,以下分別說明。
1990年代早期,跨國企業陸續在其他國家設立研發實驗室,因此「研發國際化」成為跨國企業國際化管理的重要議題。傳統上,海外技術活動主要是擴展本國內已開發之技術優勢,以支援跨國企業在海外之製造生產或服務海外市場,[13]但是近年來已有轉變之趨勢,已逐漸著重於開發新技術。[14]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CTAD)於2005年之「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研發國際化中另一個引人注目趨勢是─開發中國家跨國企業在海外研發活動之興起與快速增長並且與全球知識網絡接軌。[15]
其次,面對著全球科技的快速進步,每一產業的企業都在不斷尋求事業經營發展的契機,但也面對著更為激烈的挑戰。因此,當企業建立其獨特而專屬的競爭優勢基礎時,同時也必須尋求與其他企業的合作,藉以整合不同企業的優勢基礎,建立起更為堅實的競爭優勢。企業間的合併、收購、合資、共同研究開發、或共同產銷等「企業間的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已經成為市場全球化時代企業經營的重點策略項目之一。[16]
至於「國際科技合作」,簡單來說,就是國家或企業透過國際合作交流的方式,與多個國家或其他跨國企業之相關科技研究單位簽訂合作協議。由於科技研發是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際科技交流及合作成為重要的趨勢。希望經由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來協助或補充學者間自行接觸交流之不足,以提升雙方科技研究水準。
科技全球化必然產生科技全球治理,從而產生「科技殖民主義(Techno-colonialism)」。甚麼是「科技殖民主義」呢?這其實是隱身在科技產業一體化的帷幕之下。今日全球科技使用者的使用習慣已然統一,科技的控制落在少數科技企業手中,生產力雖然普遍提高,經濟利益並沒有平均分享。特別在網際網路時代更是富者恆富,少數的超級科技巨頭──FB(Meta)、Amazon、Apple、Google、Microsoft、阿里巴巴(Alibaba)……等,控制了全球絕大多數的使用者,攫取了前所未見的利潤。這些科技巨頭的發展過程跟19世紀的帝國主義殖民者如出一徹,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科技巨頭壯大自身的最佳策略是收購競爭對手[17],其形成的「科技虛擬帝國」可以從全世界用戶殖民地賺取超額的利潤,一面累積資本和人才的資源,一面阻斷其他的競爭者,不斷鞏固其帝國地位。最後這些科技帝國開始制定遊戲規則,掌握對未來的話語權。[18]他們開始涉入政治,製造輿論,以超額利潤支持打造未來社會。甚至企圖站在某種道德高度,導引人民的價值取向。[19]
但是任何作用力都有反作用力。19世紀的殖民主義曾經激發出20世紀的民族主義。同樣地,20世紀的「科技殖民主義」遲早會激發出21世紀的「科技民族主義」。
四、科技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
「科技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出現其實與近年內一連串地緣政治(例如俄烏戰爭),全球災變(如新冠變種病毒導致封城或塞港等)問題造成全球供應鏈失衡,以及越演越烈的美中貿易與科技競爭[20]等有關。各國開始思考於如何避免關鍵科技發展落後,確保並利用自身優勢,因此產生了另類的民族主義思維。
科技民族主義意指一種國家科技發展的意識型態,意味著國家的總體科技發展方向將與民族主義產生共伴效應,科技也成為了實現某種國家戰略意圖的一種手段,甚至成為國家主權、同盟邊界繪製的判斷準則。[21]它的出現有下列三個因素:(一)「科技虛擬帝國」和政治實體國家之間的衝突;(二)要減緩全球產業鏈之下的依賴程度;(三)要減低科技虛擬帝國帶來對價值觀和政治體系的衝擊。[22]
科技民族主義的主要動力就是「資訊傳播科技 (ICT)」。隨著全球化的演進,資訊傳播科技已成為所有國家──包括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希望與夢靨。如之前所說,沒有國界的科技帝國,其權力與影響力卻遠遠超出實體國家,強勢國家可以輕易地透過科技資訊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攪亂其他國家的社會秩序;科技帝國多以美國為藍本,為求市場擴大而不斷提倡「多元、開放、民主」,對於地球上眾多的實體國家而言,不是造成立即的衝突,就是存有潛在的威脅;而在國際競爭白熱化時,各實體國家為了增加本國競爭力,關鍵技術或資源便成為籌碼。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任何被科技帝國所影響的實體國家當然不能坐視,必然會以各種科技或保護政策相抗衡:一面構建各種核心技術出口的限制,同時對於具國際性競爭的產業給予國家等級優惠與保護;一面培養民族產業──特別是「自給自足式的民族產業鏈」,以免被其他國家扣鎖住產業的咽喉,來保障國家安全。
台灣資策會MIC資深產業分析師施柏榮等提出「科技民族主義」具有四個特徵:
「第一,國家科技政策,尤其高科技政策,具有由上而下的方向與目標;第二,技術自給率、國家於全球競爭位置等,被視為是評價政策成果的指標:第三,為達到目標、成果,國家會聚焦相關的資源與支援體系;第四,科技政策的正當性,會與國家主權、國家認同,甚至是國際聯盟、敵我關係等價值與意識相互扣合。」[23]
舉例來說,原來在科技全球化下,許多跨國企業都以常規的商業化手法來取得高階技術或產品,抑或進行投資移轉或併購,但是如今許多國家都開始立法「嚴格管制」,特別是關於資訊數據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傳輸和不得傳輸等標準規範。以「美中貿易戰」為例,美國政府可以補貼企業,但中國企業不行;美國政府可以強押台積電另立「美積電」提供先進製程,但中國不行;外國企業想要領美國補貼,就要與中國劃清界線。[24]又如Apple最新的隱私保護功能不適用於中國大陸,而荷蘭監管單位則迫使Apple修改約會APP的支付方式,歐盟甫於2022年6月初正式通過提案,強制要求未來在歐洲銷售的智慧型行動裝置等必須統一使用USB Type-C充電規格,相關規定將於2024年秋季生效;[25]許多國家(包括中國與東盟諸國)都從「鼓勵外資投資」轉向支持本國廠商,形成類似「保護主義」的氛圍,或要求海外廠商至當地設廠,抑或要求跨國技術移轉以提升自給率,先進國家對於關鍵技術也不例外,如美國、日本、韓國、歐盟與中國大陸等紛紛推動半導體產業振興相關政策,試圖扶持本土半導體製造產業以及加強與海外半導體產業合作。由於經濟上的保護主義漸起,政治上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讓全球治理似乎已逐漸裂解。
另外,從全球化定義的角度去思考,科技民族主義也是一種「逆全球化」的展現。科技民族主義的動力是資訊傳播科技,在多年科技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原本資訊科技落後的國家——特別以中國為代表,得以藉此快速迎頭趕上,蒙受其利。她們不再滿足過去的分工方式,開始積極涉足高科技產業。透過其國家對資訊的掌控力,以及低廉的人力與物料成本,甚至已經可以威脅到原本的已開發國家,使其科技壟斷的地位不保。簡單來說,科技民族主義讓我們理解到過去那個「世界是平的」並非是未來必然的論述,台積創辦人張忠謀的一席定論:「全球化幾乎已死、自由貿易也快死了!」[26]
但是既然科技民族主義也是全球性的現象,包括已開發國家都已經在進行科技保護政策,那麼對於原本受益的開發中國家,同樣會造成一些影響。例如部分關鍵技術與產品取得的價格與授權成本,勢必會比以前更高;部分高級技術與產品,已經無法透過常規的商業化手法來取得;同時由於各國審查標準變得嚴格,許多原本的企業機密,會在國家安全的理由下遭遇更多資訊揭露的壓力;甚至部分企業競爭情境,可能被國家民族主義的論述給消解。
但是我也認為所謂的「逆全球化」不等於是「非全球化」。畢竟,「全球化」是一個已經實際存在的事實與價值,原本行之多年的全球化秩序與慣性不是如此輕易被抹煞;只不過以往對於全球化的理解模式必須調整。全球化的觀點不同於以往的依賴觀點,觀察的角度不再侷限於兩者間的不平等,進而擴大至全球間的相互關係,不再是過去的依賴,而是全球「互賴」的表現。「國家」的概念與重要性,「中小企業」崛起並形成的協力網絡,已經變成新的,促進全球產業內部發展的關鍵元素。
五、弱勢主權國家的科技戰略:台灣觀點
剛剛提到科技民族主義對開發中國家同樣會造成影響。台灣作為主權定位不明,但是即將步入科技已開發行列的國家,其對應之策,便是開始透過更多的「政治經濟」視角取得企業的產業發言權,並以此來進行企業競爭策略的擬定;同時對於關鍵技術的「自給率」在政策與資金上給予更多投資;各企業的維持與營運也必須考量到更多被隱藏的「政治經濟」要素。
台灣資訊產業,在短短的20年間,從一個沒有技術與資金的勞力密集型國家快速發展到在全球資訊產業中排名第三的技術與資金密集的高科技國家。20幾年來的蓬勃發展有著許多的內部與外部發展條件的支持。就台灣資訊產業的產業結構與內部發展環境看來,台灣的中小企業正好符合了資訊產業求快求變的特性,使台灣資訊產業在面對全球瞬息萬變的環境時,可以使有效快速的應變;而國家在促進資訊產業發展過程中,也提供了良好的背後支援,在技術與人才培育方面,政府提供了許多優惠獎勵措施,讓台灣資訊產業在快速發展時得以有持續成長的助力與成果;[27]在投資方面,資金是資訊產業發展的要素之一,而政府逐步放寬投資限制讓外資能投資台灣資訊產業,使台灣資訊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不至於資金匱乏,同時也快速向外發展與投資,使台灣從被投資者升級至投資者的角色。事實上,台灣一直以來,都是以「科技-經濟民族主義」的概念在運作資訊產業。
然而,面對未來更嚴峻的挑戰,台灣是否能繼續保有目前的優勢呢?當全球貿易已經開始有地緣政治的因素介入時,就不再適用以前純粹的比較利益原則來考量全球布局。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WEF)主席Peter Vanham提出「全球化4.0」的概念。有別於前三次的全球化,都架構在實體商品上,而正在發生的第四波全球化,則以數位商品、服務為主,「數字經濟」正通過電子商務、數字服務和3D列印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這樣的全球化趨勢正逐漸形成美國領軍的自由市場集團對抗中國為首的專制體制集團主導。[28]兩個集團搶奪全球化的話語權,直到一方認輸為止。該押寶美國,抑或靠攏中國呢?
台灣很明顯是前者,透過台灣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在美國投資,而作為回報,美方則凸顯台灣的民主地位,聯合同一陣營的國家抗衡中國打壓台灣國際地位的作為[29],甚至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的主權價值,只差未承認主權而已。看起來讓台灣的主權地位受到國際矚目,事實上台灣也只是在美中晶片戰中,成為一個較具關鍵的棋子而已。
雖然是「棋子」,卻佔有極具關鍵的地位,其關鍵點便是「半導體產業」的戰略價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被稱為「矽盾」[30],這是一種戰略名詞。全球有超過60%半導體和92%先進晶片都來自台灣,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當中的戰略價值獲全球矚目。全世界極度依賴台灣晶片,因此「矽盾」是台灣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資產。但是由於台積電在美設廠,引發台灣內部有越來越多輿論擔憂,晶片產業「去台化」將削弱台灣晶片的地緣重要性,而當美國及其主要戰略夥伴對台灣晶圓廠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保護台灣將不再是這些國家捍衛經濟安全的要務,將會危及台灣安全。
對於半導體產業「去台化」造成的國安疑慮,筆者卻不這麼憂心。部分半導體企業雖然也開始在海外投資,但是規模都不大,代表對外投資意願不高。主要是因為台灣在政策支持、設廠環境與補貼持續改善以及專業人才的聚集都優於海外環境。雖然未來台積電會在海外建置2成「國安產能」,讓美、日各國安心,但台灣各廠也在既有規模上加速投資,拉開和後進者的距離,例如台積電即將在新竹寶山建立2奈米晶圓新廠,屆時台積電仍將是全世界半導體的領導廠商,而新竹2奈米晶圓投產一年後,亞利桑那廠才會開始生產3奈米晶圓。其次,大部分台灣半導體原料供應商並未赴美設廠,代表特殊的製造原料,大部分必須從台灣運過去。另外,台積電在竹南也建造全世界第1座全自動3D Fabric先進封裝廠,那是半導體發展的重要指標,而目前台積電並未在美國規畫相關產能。[31]
相對於「技術外流」的憂慮,許多國際名廠也紛紛因著台灣的優勢投資環境來台投資,像荷蘭半導體設備製造商艾司摩爾(ASML)在新北林口的投資達300億台幣,是在韓國投資的五倍;全球第三大記憶體廠美光也將在2023年將最尖端1βDRAM技術移至台灣;而作為先進封裝使用關鍵材料的「載板(ABF)」[32],台灣市占率高達三成,為世界第一,而過去3年三家載板主要生產廠的投資幾乎都在台灣,代表未來尖端載板製造關鍵技術和產能仍集中在台灣,而中國目前仍無ABF載板產能。
在各國重金補貼國內半導體產業之際,台灣立法院已於今(2023)年1月7日將「《產創條例》修正案」[33]三讀通過,提供關鍵產業升級版的研發與設備投資抵減,可鼓勵公司積極投資,讓半導體在內等產業留在台灣製造和研發。
筆者要強調的是,資訊科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確實是重要的全球科技戰略要素,在美中晶片戰打亂ICT供應鏈秩序之後,擁有一定程度的半導體能力已成為多國的國家安全層級考量,美國、歐盟、韓國、日本、中國大陸,甚至東南亞也積極投入。台灣的國際地位也必然與高科技產業的世界市場佔有率息息相關。未來隨著全球半導體聚落遷移,將產生更多跨國合作機會,台灣在半導體生產、製造甚至IC設計皆具有一定優勢,正應該透過「科技民族主義」之思維持續強化關鍵產業的競爭能力,積極爭取國際合作,甚至可以成為台灣重新取得特殊主權價值優勢的重要籌碼。
六、結論──台灣的未來
全球化4.0下代表的是全球化的一種變形,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區域化」。國際間地緣政治愈趨影響全球自由貿易,未來將會是各國各自結盟,越發強調區域貿易聯盟。而資訊科技確實是全球化4.0下,台灣最具競爭力的戰略元素。我們若透過SWOT分析,當可很清楚地發現,「資訊科技服務業」應該是當前台灣最優先,也應將資源投入最多的產業。而就全球布局來說,台灣是一個市場與原料的限制,不可能獨力成為完整供應鏈,因此必須佔據最關鍵且不可取代的位置,以此做為未來科技戰略談判的籌碼。
因此,筆者不認為台灣非得要極端地親美去中。因為台灣在全球化4.0中就算是投靠美國,卻無法在經濟上全面「去中化」。事實上台商對大陸消費的依賴超乎想像,只要中國不定時祭出「產品禁令」,台灣就相對焦頭爛額,就連WTO這個多邊貿易機制也無法真正實施制裁;另外,就算美日歐等陣營一再向台灣高科技業招手,但是她們的投資環境與補貼卻一直沒有具體承諾,在「科技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美國似乎也未必如我們所想像般對台灣企業如此友善;再進一步說,就算高科技產業得到投資優勢,但是其他產業是否也能比照辦理,也是未定數。
在「科技民族主義」的衝擊下,台灣政府其實一直都在積極扶持電子產業。而台灣IT產業本身也宜思考持續「人才培養」與「研發環境」的強化,讓台灣在整個亞洲──甚至全球自由陣營的電子產業鏈中成為無可替代的核心元素;並在「矽盾─科技製造業」的掩護下積極發展「科技服務產業」領域──如電子商務,與「科技文化產業」──如數位文創。事實上,雖然台灣仍有程度上的「大品牌迷思」,但是思緒靈活的台灣中小企業皆積極尋求本地化,以創造新的商機。台灣的資訊科技公司應相互合作,強化其 IT 基礎架構內的連結,同時也結合跨領域產業,繼續投資培養具備充分技術能力與品質,能引領價值創造的優秀人才;同時也積極將觸角伸至海外,善用自己的強項,讓自己得以盤根錯節,發展多樣化且創新的國際商務與文化服務。
因此,就筆者的想法,台灣的國家主權價值現階段無可否認確實是綁在「資訊科技產業」上。台灣應持續利用這個「蜜月期」,釋出產業共享之善意,在地緣政治持續影響全球化進程的情況下,尋求國際間最大程度對台灣「特殊主權價值」之認同,也就是如同瑞士作為「永久中立國」而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讓台灣以「半導體產業」為核心,以同心圓方式發展出另一種世界科技產業中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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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按照J. N. Pieterse的整理,不同的學者對於「全球化」開始的時間以及體現的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Marx認為全球化是十五世紀便開始了,而以資本主義形式體現出來;Wallerstein雖同意全球化是十五世紀便開始,但他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才是其體現形式;Giddens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十八世紀後全球化才真正出現,而且是以「現代化」面向展現出來。其他如Robertson與Perlmutter對此皆有不同之看法。詳見J.N. Pieterse(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iton’ in M. Featherestone, S. Lash and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London: Polity, p. 47。 ↩︎
- 第一波全球化指的是威斯特發里亞條約後歐洲民族國家興起與交流,中斷於一次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取得霸權地位,主導了在共產鐵幕之外的第二次全球化,但在1970~80年因兩度能源危機引發經濟衰退,而導致保護主義捲土重來。 ↩︎
- 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於1993年在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成立WTO之決議。1994.4各國部長在摩洛哥馬爾喀什集會,簽署「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決議文件」(Final Act Embod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及「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依上述之設立協定於1995.01.01正式成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
- 見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47333.html,瀏覽日期:2023.2.20。 ↩︎
- 見俞可平(2004),〈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馬克斯主義與現實》,第1期,頁4。 ↩︎
- 歐洲的「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各交戰方於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亞簽訂了《奧斯納布呂克和約》與《明斯特和約》,兩個和約後來統稱《威斯特發里亞和約》。根據這一條約,獨立的諸侯邦國對內享有絕對的對內統治權,對外享有完全獨立的自主權。此後,國家主權開始具備對內對外的雙重屬性。 ↩︎
- 任何獨立的政體要成為一個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領土,國家的領土是獨立而不受侵犯的;在這個獨立而確定的領域中,必須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主權機關,它代表國家的意志,國家的主權不可分割,不受他國的干預;在國家的領土範圍內必須擁有足夠數量的公民,他們的責任和權利僅受本國法律和本國政府的保護,他們只有在隸屬於一個領土國家時才能表達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權力,因而公民通常等同于國民。見俞可平,〈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頁5。 ↩︎
- Krasner, Stephen D.( 2000),’ Compromising Westphalia’ in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Maiden MA:Polity Press , p124. ↩︎
- 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2001),楊宇光,楊炯譯,《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21世紀的世界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頁311。 ↩︎
-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2002),”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 Maiden MA:Polity Press , p305 – 324. ↩︎
- Tony Schirato & Jennifer Webb(2009),游美齡、廖曉晶譯,《全球化觀念與未來》,台北:韋伯,頁125-126。 ↩︎
- 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69993,瀏覽日期:2023.2.26。 ↩︎
- Patel, P. and Vega, M.( 1999),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Location vs. Home Country Advantage,” Research Policy, Vol. 28, No. 2, ,pp. 145-155. ↩︎
- Kuemmerle, W.( 1999), “The Dri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0, No. 1,, pp. 1-24. ↩︎
- UNCTAD(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
- 陳宏志,〈企業策略聯盟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網路版),http://www.cico.com.tw/new_page_115.htm,瀏覽日期:2023.3.9。 ↩︎
- FB(Meta)堪稱演繹這一策略的大師,它已經收購了數十家類似的公司。此外,它2020年最後一季的廣告收入占其總收入的99%,達到212億美元。 ↩︎
- 2020年7月29日,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在接受眾議院質詢時說:「有170萬家中小企業通過亞馬遜平臺銷售商品,全球超過20萬名創業者2019年(在平臺)的銷售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亞馬遜商店中的協力廠商賣家更創造了約220萬個新的就業機會。」 ↩︎
- 見鄭志凱,〈既然有科技殖民主義,必然有科技民族主義〉,《數位時代》(網路版),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2363/technology-colonialism-and-technology-nationalism,瀏覽日期:2023.3.12。 ↩︎
- 在2017年川普入主白宮,對中國啟動貿易戰之後,不少經濟學家就預言當前的「第三波全球化」即將到頂,因為養虎(中國)為患的全球化,已不再符合美國利益;到了拜登總統執政繼續加碼,美國對中國發動的晶片戰爭等於是一場無硝煙味的戰爭。 ↩︎
- 施柏榮、朱南勳,〈科技民族主義對台灣產業的可能影響〉,《經濟日報》(網路版):https://www.yawan-startup.tw/News_Card_Content.aspx?n=1494&s=4757,瀏覽日期:2023.3.12。 ↩︎
- 見同註16。 ↩︎
- 見同註17。 ↩︎
- 見〈從全球化到逆全球化,誰會是贏家?〉,https://view.ctee.com.tw/economic/47333.html,瀏覽日期:2023.3.12。 ↩︎
- 見同註17。 ↩︎
-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的新廠機台移機典禮上,張忠謀說:「全球化幾乎已死,自由貿易幾乎已死!」過去行之有年的高效率與低成本運作下的「效率」與「互利」,已在疑懼戰爭威脅的時代,轉化為「安全」為上,在戰爭的疑懼下,全球化供應鏈已不再可行,任何國家都必須在成本升高下,打造自己的供應鏈。見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183025/post/202301170070/,瀏覽日期:2023.3.23。 ↩︎
- 台灣資訊產業在生產與貿易產出方面,從1990年排名在五名外,快速進長到1999年的第三名,而且更有多項產名在全球市場占有率超過七成以上,台灣已成為全球資訊產業的生產重鎮。 ↩︎
- 2019年1月17號,世界經濟論壇主席Peter Vanham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首次提出「全球化4.0」的概念。見’ A brief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web),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1/how-globalization-4-0-fits-into-the-history-of-globalization/,瀏覽日期:2023.3.25。 ↩︎
- 2020年3月26日,川普簽署「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簡稱台北法案TAIPEI Act)。其內容主要是美國政府應支持臺灣與各國政府強化正式或非正式關係,支持臺灣參與國際事務,施壓與臺灣斷交的國家,目的在反制北京對我外交的打壓。見https://www.roc-taiwan.org/us/post/8157.html,瀏覽日期:2023.3.25。 ↩︎
- 蔡英文總統曾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明確將台灣半導體產業稱為「矽盾」。 ↩︎
- 林宏達,〈美日傾國家之力為何難撼台灣矽盾?高效半導體聚落 5年內地位不墜〉,《財訊》673期(網路版),https://www.wealth.com.tw/articles/7d409372-4526-4b03-bc6d-8de5a37dd540,瀏覽日期:2023.3.25。 ↩︎
- 載板即「IC載板」,主要功能為承載IC做為載體之用,並以IC載板內部線路連接晶片與印刷電路板(PCB)之間的訊號,主要為保護電路、固定線路與導散餘熱,為封裝製程中的關鍵零件。見「財經知識庫~載板」: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10e8bdb1-5811-4f9d-b837-207d12cec830,瀏覽日期:2023.3.25。 ↩︎
- 經濟部提出《產創條例》第10條之2及第72條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有三:1.適用對象不限產業別,只要在國內進行技術創新且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符合適用要件者均得申請適用。2.適用要件包含當」年度研發費用、研發密度達一定規模,且有效稅率達一定比率,即112年度有效稅率應達12%、113年度起應達15%,但113年得審酌國際間施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情形,報請行政院調整為12%,以給予我國產業緩衝期。3.符合適用要件者,得享有前瞻創新研發投資抵減,當年度抵減率為25%;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設備投資抵減(金額亦須達一定規模),當年度抵減率為5%,支出金額無上限。二者合計的抵減稅額不得超過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50%。見經濟部工業局網站:https://www.moeaidb.gov.tw/ctlr?PRO=news.rwdNewsView&id=42164,瀏覽日期:2023.3.25。 ↩︎